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指涉并涵盖后二者。

2.监管部门权责信息公开规范 监管部门权责信息公开规范即是就各类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相关权责信息的不同公开方式及相应公开程序等事项予以规制，而切实保障所涉相对人知道相关职能部门持有、保存的，与其权力行使有关一切信息[62]的相关法律规范。[51]李亮著：《法律责任条款规范化设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纪检监察部门协调参与所涉监管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监管，并特别强调对土地复垦数据信息监管平台规范运营监管的直接参与。例如，《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3条确立了土地复垦的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监管原则，第46条就逐级上报、绩效评价等上下级监管机构之间的内部监管予以了具体规定。该类监管人员主要履行土地复垦监管决策职权，所涉监管行为更多地体现宏观务虚性与非现场性。[53]鲁鹏宇：《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一方面，就所涉职权清单而言。

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与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则各占权重比的10%。在受理环节的参与要义即为被惩戒人的知情权，其当及时获知拟被惩戒的事由以及后续惩戒环节参与事项。一旦我们将这些概念与特定语境及社群中的信息流通结合起来，就能更合理地理解数据隐私的本质，也能够更好地反思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框架。

就访问权而言，《条例》规定，数据主体应当有权从控制者处得知，关于其个人数据是否正在被处理，而如果正在被处理的话，数据主体有权访问个人数据和获知一系列信息，包括处理的目的、相关个人数据的类型、个人数据已经被或将被披露给接收者或接收者的类型、个人数据将被储存的预期期限、数据主体所拥有的相关权利。将可能侵犯本条例的情况告知控制者或处理者。[28]第二部分规定了控制者与处理者对于个人数据安全所应承担的责任和采取的措施。关键词: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其他企业已经具备了和美国等大型企业竞争的能力，但在隐私与数据保护规则等方面，中国的企业与知识界的准备却远远不足。如果违反《条例》的某些非核心条款，可以施加最高10000000欧元的行政罚款或前一年全球总营业额2%的罚款(两者取其高)。

而《条例》却没有赋予数据主体以完全自由交易的权利和赋予企业等实体以数据所有者的权利。学界和实务界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更好地准备与回应这一变化。第三部分规定了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与数据处理之前的事先咨询要求。[11](a)合法性、合理性和透明性原则：对涉及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应当以合法的、公平的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条例》首次提出了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携带权利，规定数据主体有权无障碍(without hindrance)地将此类数据从其提供给的控制者那里传输给另一个控制者。[13]参见第6条第1段第(c)项：控制者是某项法律职责的主体，而处理对于履行此项法律职责是必要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先后通过读者来信案(Schacht judgment of 1954)、[59]1958年的骑士案、[60]1973年的伊朗王后案(Soraya)[61]确立了对个人隐私的人格权保护。[52]或者如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芮丁女士(Viviane Reding)所言，个人数据保护对于欧洲人而言是一项基本权利，欧洲一直将隐私视为一种建立在基本人权之上的政治要求。

[96]但是，近几十年来，一些较为前沿的隐私理论已经指出，隐私恰巧必须放在社群的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因为个人的合理空间或个人人格都是由社会构成的，只有在社群共同体中，个人的合理空间或人格才具有实现的可能。其一，《条例》确立了默认权利(default entitlements)的原则，收集与处理个人数据不仅需要征得个人同意，而且在没有明确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个人也是其数据的默认拥有者。

(d)准确性原则：个人数据应当是准确的，如有必要，必须及时更新。例如，保罗·施瓦茨(Paul Schwartz)教授、维拉·柏格森(Vera Bergelson)教授、爱德华·简格(Edward J. Janger)都指出，在现行法律下，法律没有提供诸如强制令(injunction)之类的事前救济，也没有提供惩罚性赔偿的保护手段。

如果数据主体一般没有预期会有进一步数据处理的情形下，数据主体的利益和基本权利优先于数据控制者的权利。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35]《条例》还规定，参与认证应当是自愿的，[36]而且认证应当由有权监管机构等有资质的实体所授予[37]。(一)数据隐私的人格权保护 我们可以首先分析人格权保护的进路。[94] 第二，消费者预期进路可以更好地确定个人数据保护的合理边界与促进信息的合理流通。其二，《条例》为数据本身设定了某些责任，即使他人通过合同或数据主体的同意而获得了数据，他们也必须对这些数据承担某些义务，而不能随意处分这些数据。

通过对该条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该法案采取了强化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控制的导向。[22]就擦除权(被遗忘权)而言，《条例》规定在某些情形下，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擦除关于其个人数据的权利。

[89]及个人数据收集时的语境，特别是数据主体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章规定了《条例》所涉及的主要事项与目标、适用范围、地域管辖范围以及相关概念的定义。

在大数据时代，情形就更是如此，风险与信息的关系可能并非一一对应，某一次信息收集、处理与披露可能不会立即带来风险，但这些信息一旦被集合，就会产生风险的聚合效应(aggregation effect)。第35条规定了风险评估：当某种类型的处理——特别是适用新技术进行的处理——很可能会对自然人的权利与自由带来高风险时，在考虑了处理的性质、范围、语境与目的后，控制者应当在处理之前评估计划的处理进程对个人数据保护的影响。

[73] 三、人格权进路与隐私权进路的利弊 如何评价《条例》对于数据隐私兼顾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保护？在此，我们可以首先分析这两种进路的利弊，以此来进一步反思《条例》对于数据隐私的规定。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当对数据被泄露或误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监管，从公法的角度对相关风险进行监管。的确，维克托所归纳的三个特征都具有财产权的特征。第五章是关于将个人数据转移到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规定。

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开放性的人格权还是以同意为核心的财产权，都难以为数据收集与处理提供较为合理的合法性边界，因为二者都以形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都把个人数据保护问题视为一个脱离语境的一般性规则问题。[39]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具备充分性的转移，当欧盟委员会认为第三国、第三国内的领地或一个或多个特定部门，或国际组织不具有充分程度的保护，控制者或处理者只有提供适当的保障措施，以及为数据主体提供可执行的权利与有效的法律救济措施，才能将个人数据转移到第三国或一个国际组织。

例如第37条规定，在某些情形下，如在公共机构的数据处理、大规模数据处理或者特殊数据处理中，控制者和处理者应当委任数据保护官。而这里提到的两种情形，前一种情形受到《条例》管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同时，对于为了新闻目的和学术、艺术或文学表达目的而进行的处理，如果对于调和符合本条例制定的个人数据保护权与表达自由权与信息权有必要，成员国应当对第二章(原则)、第三章(数据主体的权利)、第四章(控制者和处理者)、第五章(个人数据转移到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第六章(独立监管机构)、第七章(合作与一致性)和第九章(特定数据处理的情形)的规定进行豁免或克减。首先，《条例》虽然强化了个人同意作为数据收集与处理的基石，但《条例》也意识到，同意本身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很多时候，判断数据主体是否同意，其实更多是判断在某个特定语境之下，消费者对其个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是否存在合理预期。

[70]《条例》为数据本身设定了责任，要求数据的控制者或处理者不能随意处置数据，这说明了数据主体的利益已经被内置于(built-in)数据中。第12条至第14条规定数据主体获取信息的权利，在收集数据主体信息之前，其有权获取控制者的身份与详细联系方式、处理目的等相关信息。[93] 相比上文提到的数据隐私的人格权与财产权保护，可以说《条例》所包含的消费者预期与风险规制进路更为合理地回应了网络与大数据社会中的隐私保护。相比擦除个人数据，这对网络公司与其他数据控制公司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因为不同公司或实体之间的网站可能无法实现数据直接传输，如果要真正落实无障碍传输，网站可能需要具备某种软件代码或所谓的输出—输入组件(export-import module)。

如同《条例》所规定的，本条例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特别是保护自然人享有的个人数据保护的权利。和特定处理情形相关的条款。

据以准备供货订单，或者分析中国公民在欧盟内活动的数据，即使他们使用的是诸如微信、淘宝这样的平台，也必须遵守《条例》的规则。(二)财产权进路的利弊 在某种程度上，数据隐私财产权保护进路的利弊恰好与人格权保护的进路相反。

通过分析这两种权利保护的利弊，本文认为，必须把数据权利、人格权、隐私权这些概念还原到特定的语境与社群中进行思考，一旦我们把这些概念还原到特定的语境和社群中，就会发现数据保护的核心在于使得数据与信息在具体的语境与社群中能够恰当地流动。这样一来，使用数据的公司就需要基于其将对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对涉及个人数据再利用的行为进行正规评测。